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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古人”中的公关高手
Vicky(DoMarketing) 发表于 2017-08-01 11:24:16    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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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文学创作上,叫花子和李卫有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。

网上有个话题时不时会引起人的讨论,大意是:古人智慧和现代人相比怎么样?有人说,看完《孙子兵法·三十六计》真心觉得现代人的智慧远不及古人;知乎网友则说“要是古人到了现代并熟悉现代社会,能把现代人玩死”。
 
古人是否真的比现代人更智慧不好说,不过在史诗史料、稗官野史或者影视剧中,还真的涌现出不少公关方面的高手,与今天的公关从业者相比,他们毫不逊色。
 
商鞅:为信用破产的政府“徙木立信”
 
在《大秦帝国之裂变》中,商鞅被秦孝公重用后,升任了左庶长(相当于秦国当时的宰相),然后决定实施变法,但是在此之前政府信用几乎是破产的,“国府号令多有反复,民众不信官府”,而此次新法可以说是通过严重瓜分贵族利益蛋糕让底层民众受益,这……老百姓怎么会相信?肯定会认为又是一次“忽悠”,这种情况下,颁布新法可以说既得罪了贵族、王族又没有群众基础。
 
 
 于是,商鞅导演了一出戏,正如下面图片说的:

  
这件事听起来很不靠谱,因为首先从南门到北门的距离并不远,其次木椽虽然有点沉但是成年男子扛起来问题不大,做到这件事就可以得到十金(剧中说十金能盖一片庄院,真的是不少钱),怪不得围观群众压根儿不信。不信怎么办?商鞅就把钱一路从十金提到三十金、五十金,最后到了一百金,这就是十套房啊!并且晓之以情动之以理,向老百姓解释“徙木立信”象征着以后的官府信用:

 
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真的有人站出来把木椽扛到了北门,而商鞅也兑现了赏金:



 
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中是这样描述这一段的:“鞅欲变法,恐天下议己。令既具,未布,恐民之不信,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,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,莫敢徙。复曰:“能徙者予五十金。”有一人徙之,辄予五十金,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”大意就是说,商鞅要变法,法令都写好了,但是怕颁发下去老百姓不信,于是花高价用“徙木立信”来为政府背书,证明政府讲信用,然后才把法令颁发下去。
 
在电视剧里,可能是为了增加戏剧效果,所以把历史中的五十金变成了一百金。
 
所以,商鞅是“公关高手”吗?试想,无论是政府信用还是一家品牌企业的诚信,想要树立起来是一件容易的事吗?很多品牌从成立之初,就开始做公关传播,在不产生负面危机的情况下,消费者信赖基本都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,花上几年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可能都效果不明显。而商鞅则是在政府信用破产的恶劣情况下,利用“徙木立信”这样的轰动事件就实现了政府信用的建立,时间之短、成本之低、执行力之强(作为二把手,能亲自站在街头做执行,随时调整“预算”),足以说明他高超的“公关手段”,放到今天,做个品牌总监……人家不稀罕!
 
李卫:写一张说“人话”的告示
 
《雍正王朝》中,同样想要实施新政的雍正,选择在自己得力干将李卫所在的江苏,率先施行“摊丁入亩”。这样一个差事派给李卫以后,他首先想到的是广贴告示,将这一消息让所有老百姓都知道,于是他的师爷、幕僚们开始给他写,并念给他听(李卫本不识字,历史上的人物原型也同样不识字,官是花钱买的):

 
李卫迷迷糊糊听着听着,就让师爷把告示拿给他,夹着告示问下属这是第几稿了,下属回答说第七稿(古人改稿也很厉害啊),李卫接茬就质问:“我说你们能不能找个会说人话的来写啊?”
 
师爷闻言,顿感有辱斯文,气愤问道“大人为何出言而不逊也?鄙人句句是圣人之言,何谓不是人话也?”,李卫怼他“是人话为什么贴出去老百姓都看不懂啊?说不是人话都是客气的,简直就是屁话”,随后将这位“之乎者也”师爷给赶了出去,干脆从大街上拉来了一堆卖字画的、测字算命的,自己口述,让他们照着写:

 
 写出来的大意如下:你们都听了,本大人奉皇上的旨意,免了江苏百姓的人头税,从本告示张贴之日起,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,每人每年二钱银子的丁税都不交了,那么这二钱银子的丁税哪里去了呢?都到田里去了,以后,每亩田加收二钱银子的税,田多的多交,田少的少交,没田的就不交了,这就叫“摊丁入亩”。本大人知道,那些田多的就会变着法儿的不想交那么多税,那咱们就斗斗看……
 
不难想象,在雍正那里、文官那里、师爷那里,“摊丁入亩”的解释大概会是这样的:

 
 真的不如李卫写得明白!
 
告示写完之后,李卫在“传播形式”上也有“奇招”:找来一堆打快板儿的叫花子,让他们编出童谣(出文案),经过练习熟练掌握后,就到大街上使劲儿唱:

 
 童谣大意(不止一首):今天不把别人表,唱一段儿摊丁入亩新政好!新政好!……雍正爷着了急,一道圣旨到江苏,免去百姓人头税,二钱银子田里出,要问这是什么法儿,摊丁税、入田亩,摊丁税、入田亩!
 
李卫善于发动群众、接近群众的工作作风,和我党倒是有得一比:

  
其实,本该如此:有什么样的受众,就用那个受众最容易听得懂的语言去沟通,这是李卫做得好的第一点;其次,在很多老百姓都不识字、不读书的清朝,街头传唱的童谣恐怕是最佳的传播载体了,而选择叫花子估计是因为给很少的钱他们就工作热情很高(成本低),并且特别拉得下脸在街头传播(毕竟平常的工作场所就是那里),选得很好。
 
多说一句,二月河先生笔下的李卫就是以叫花子形象出现的,所以在文学创作上,叫花子和李卫有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。
 
在百科上,对李卫的介绍是这样的:由于李卫的官是捐来的,并不是科举出身,所以他大字不识几个。师爷等人起草公文奏章,都要读给他听,有不合意的地方,他就口述修改,而且往往能切中问题要害。
 
所以,可能二月河先生在写作的时候有创作的部分,但是也在合理范围内,李卫的“公关手段”自然是不会差的,不然没有什么背景的他何以成为清朝三代大臣、并在死后还被乾隆赐谥号“敏达”?!
 
历史上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“公关高人”,留待后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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